——讀王雨長篇小說《開埠》兼評寧承忠

李顯福

《開埠》通過大清王朝末期圍繞重慶開埠展開的各種矛盾糾葛，藝術地再現了重慶被迫改革開放、進入近代工商業歷史的那段崢嶸歲月。作者飽蘸筆墨，深情地刻畫了寧承忠、喻笑霜、寧承業、安邦、立德樂、李泓壽等眾多鮮明的人物形象，使人過目不忘。不過，這些人物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寧承忠。

古今中外的人類歷史，都是在不斷的革舊布新中前進的，盡管時有迂回、甚至倒退，但是歷史前進的步伐猶若奔馳的大江大河，即使歷經千曲百回，最后都要沖破一切險關惡障，昂首向前。因為，創新求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順應民心的必然，要阻擋這個必然，要么竹籃打水，要么頭破血流。

《開埠》自始至終用自己及上幾代人都與大清王朝休戚與共的寧承忠的一生及其家庭子女、親友命運的變遷有力地向讀者證明了這一點，不管你如何看不慣、乃至阻遏，但該來的還是要來，該坍塌的還是要坍塌，符合人間正道的歷史潮流是擋不住的!

小說一開始寫到，同治十三年，作為川江上“夔關監督”的寧承忠在萬縣碼頭扣押了“六十九艘滿載貨物的重船”，里面“全是洋人私運的洋貨”——“洋紗、洋布、洋皂、洋化妝品、洋蠟、洋釘、洋火、洋油、洋家具等物”。其實，他在行動上查處這些洋貨，心里卻覺得洋貨比國貨好，不然老百姓為什么要去追捧購買呢?他抵制洋貨的目的是擔心“洋貨大量涌入后，國貨、川貨就遭殃了”，于是，為國家主權及經濟考慮的他，面對頭上有多種頭銜的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毫不退讓，迫使其“抱著希望而來帶著失望走”了。

正在自得意滿的寧承忠沒想到已走下坡路的清廷屈服于英國人的壓力，下旨“盡快發還扣押的貨物”。一心想報效朝廷、施展正義，在本國的水域查走私的寧承忠受到當頭一擊。可是，正如李鴻章所說，朝廷也是無奈之舉，“弱國無外交”啊;“洋人之事確實不好辦”“當今的大清要外需和戎，內須變法”“在列強環飼、外侮日甚中以夷制夷，為自強贏得更多和平時間”。于是，寧承忠應李鴻章的邀請參與了清廷與英國的談判，隨著《煙臺條約》的簽訂而使數千年來鎖閉四川盆地的厚重帷幕被拉開了，重慶露出了面向世界的一角：“又四川重慶府可由英國派員駐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輪船未抵重慶以前，英國商民不得在彼居住開設行棧，俟輪船能上駛后，再行議辦。”至此，不管寧承忠如何為了國家利益抗爭阻止，但洋人的輪船駛往重慶，由此打通重慶與世界的聯系，只是時間上的早遲而已了。作者用了一段童話般的場景來描寫條約簽訂后的寧承忠，十分幽默：“那艘英國輪船在掀動的海浪和低矮的濃云中‘突突’行駛，直逼寧承忠而來。他拾起塊石頭怒砸洋輪，石頭直線射出，消失在煙海里。英國輪船掉了頭，朝那邊的中國的芝罘灣駛去。‘哈哈，你跑了逃了，你還是怕老子們的!’，他聊以自慰地吼叫，聲音嘶啞。”

“芝罘灣”也是中國的港口呀，駛離其所在的海岸你就勝利了嗎?這里活靈活現地勾畫出了寧承忠這個搖搖欲墜的清廷里的“愛國者”堂吉訶德般的形象!

為了國家主權，寧承忠忠于職守，不遺余力地與步步緊逼的立德樂等洋人作斗爭，時刻防備“這家伙遲早要把重慶的水碼頭攪亂”，以維護國家，即大清王朝的利益。當他在朝天門看見立德樂攜夫人從三板船上走下來不問青紅皂白就給對方當頭一擊：“你要違章?”還說人家在“在重慶大做火油、海帶生意，還把夫人也帶了來”。立德樂禮貌回絕：“我是在重慶做有生意，可是我并沒有在重慶開設行棧。我是帶夫人來四川旅游的，揚子江、白帝城、峨眉山很有詩意。”寧承忠一時無語后又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說人家偷運違禁物資。總之，對他親自參與簽訂的《煙臺條約》心存芥蒂，對洋人始終看不慣。當他聽到去日本留學后隨船回來的心上人喻笑霜介紹立德樂為了輪船早日開到重慶，木船經過險灘時，還脫掉皮鞋，“光腳板跟纖夫們一起拉船”，同船的英國人蒲藍田“率領的測量隊一路都在測繪，安設標桿、浮標、畫航線圖”時，寧承忠說：“立德樂一直想把輪船開來重慶，他是在探路。”喻笑霜說：“比起東洋西洋的發達，我們實在是太落后了。有輪船開來重慶，交通就會發達，經濟就會繁榮。”寧承忠聽后“心里不快”，認為“東洋人已經”為喻笑霜“洗腦了”，“問題不在于交通一事，在于國家的主權”。在他心里，交通發達、經濟繁榮與國家主權、固化的重慶是不可逾越的鴻溝，只要他心目中的主權依舊、固化的重慶依舊，其他的要出現的日新月異的變化見鬼去吧!

也許是他的固執己見，也許是他查洋貨得罪了洋人，也許是他影響了改革派的開放布局，總之，清政府免去了寧承忠的“夔關監督”，給了他一個從三品宣慰使，行使軍事監司職責的地方閑官，但他仍“閑”不住，“見碼頭邊有洋人指揮從木船上卸洋貨，洋貨在河灘堆成小山”，便“怒沖沖朝河邊走”要去干涉。知府安邦提醒他“現在已不是夔關監督了”，“他才止步，搖頭發嘆”。安邦又對他說：“這洋貨是擋不住的，朝廷都沒法擋住，你我又能咋樣。”他沒從中覺悟，反而責怪將重慶作為通商口岸的中英兩國簽訂的《煙臺條約續增條款》。二弟寧承業告訴他，上海開埠五十二年后，商業流通、經濟繁榮，寧承忠卻認為商業“繁榮”了，但“污泥濁水也跟了來，成了歹徒的樂園……”可見，寧承忠反對洋貨進入重慶、反對洋輪船開進重慶、反對開埠，即反對變革是深入骨髓的。

不過，歷史的軌跡不以寧承忠這些人的意志為轉移。不管寧承忠內心怎樣，但該來的還是來了，重慶海關正式成立，重慶終于開埠了，“街上的洋房子多了、洋皂、洋釘……潮涌而來，攪亂了重慶人慣常的生活”，他自己也“躺在洋人開的醫院里”治病了。立德樂的“利川”輪探航重慶成功后，改寫了川江航行的歷史，從此川江航運進入了“蒸汽機”時代。

對洋貨如此，對重慶開放如此，對自己的親人不顧勸阻去經商，寧承忠也是如此，甚至嫉惡如仇：唯一的弟弟寧承業“與他念同一所書院”，但“不聽他的勸告”“獨自經商做茶葉生意”。他教訓：“去做啥子生意”“你可莫當個奸商”。“立德樂在渝做起了火油、海帶、毛料生意”，需要當地人加入，寧承業“伺機參股了立德樂的生意”，寧承忠又指責他忘記了父親是被洋人打死的，“忘記了父仇，竟然與洋人為伍”。寧承業開設了洋貨莊重慶總號，在專門為來重慶的立德樂夫婦“接風洗塵”的宴會上引經據典，大講其經商的好處，“財富的占有關乎民之貧富、國之衰盛”。立德樂與之唱和：“你們大清國要是多有些寧承業這樣的商人，就會發達。”可是，來赴宴的寧承忠老大不高興，“后悔不該來赴這鴻門宴”。

寧承忠骨子里瞧不起經商和商人，岳父開的“大河錢莊”他從未去過，一次不得不和夫人王雪瑤去都是穿了便服前往，以致錢莊的人都不認識他。他“嚴守自己那不與商人交往的信條，尤其是用錢來賺錢的商人”，認為“用錢來賺錢的商人少不得要搞歪門邪道”。大兒子寧繼富早就跟“外公攪在了一起，一門心思學經營錢莊之道”，寧承忠“氣惱也無可奈何”。二兒子寧繼國在寧承業的幫助下私自赴美國學商貿，寧承忠知道后將寧承業打倒在地，使其“口鼻淌血”“老半天才爬起來”。寧繼國陰差陽錯學了醫，并且娶了“個洋女人”，回重慶后幫助洋人院長籌建教會醫院，他也老大不高興。小兒子寧繼兵在叔叔寧承業的推薦下，當了立德樂“利川”輪船的二買辦，寧承忠“痛罵他不學好，競去跟洋人當跟班，去為虎作倀，揚言要捶死他”。等等。

結果呢，“大河票號的業務越做越大”，在北京、上海等9個城市開設了分號。重慶開埠后，民族工業發展快，寧繼富投資實業，“開辦了榮昌陶器廠和順絲廠”，積極籌辦夏布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最后，看不起商人的寧承忠居然做了管商人的京官，由從三品宣慰使調任新成立的商部參議，為正三品京官。身為商部參議的寧承忠在重慶總商會成立的典禮上慷慨激昂：“慚愧的雖盡其心效其力，卻未能阻擋洋人外資入侵重慶，實在是痛心疾首……我們多了一支發展實業、抗衡洋人的生力軍……跟洋人斗，以商戰角勝，馴至富強，壯我中華!”

他有權在手了，又可以利用商會“阻擋洋人外資入侵重慶”了。不過，喊喊口號可以，唯我獨大、排外棄外是與時代潮流不符合的，除非回到已經不能回的過去。當時的世界，工業革命、經濟貿易風起，清政府的洋務派(包括皇上)就是想借著這世界潮流，發展經濟壯大自己，而不是一味排外的。那些不平等條約，開放口岸應該一分為二來進行分析。如果不開放，還是那樣閉關鎖國，其后果可以想象!

此時的世界潮流和日漸坍塌的大清王朝就如一架飛速旋轉的風車，勢不可擋，寧承忠想用自己的長槍挑戰它，阻擋其進程，其結果是可想而知!

商會在全國鋪開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行幫壁壘各立門戶商情渙散之狀況”。朝廷對寧承忠的工作很滿意，提拔其為從二品欽差大臣，派其到重慶查辦“重慶商人勾結日本商人大肆走私軍火”的案子。不過，案子還沒有徹底查清，他卻受到牽連，因兒子媳婦參與了同盟會組織的黔江起義被人舉報獲罪，一道圣旨將他關進了監獄，罪名為“寧繼兵、范曉梅黔江謀反的幫兇”。出獄后，他要去據理力爭，將早已被釋放了的奸商繩之以法：“老子畢竟當過從二品京官，非告倒他兩個不可!”當得知自己的京官是寧承業花錢買來的，而且他的這條命也是花重金打點換來的時，他“腦子嗡響，血往上涌”：“這些個道貌岸然的官員，竟都是金錢的奴仆”“他心里是留戀那京官的，有權力做些事情，現在看來，留戀個毬啊，痛惜恩師也掉進了‘錢’眼里。假的，實在是假的，與其在官場里做假，還真不如做個實在的草民”。

直到此時，他才明白了一點兒他全心全意效忠的朝廷的嘴臉。不順應時代、不順應民心，只一味地強調“愛國”“主權”的寧承忠，實則就是因循守舊、閉關鎖國的代表。這些人有時給國家、人民造成的戕害遠勝過那些乘勢而上、追錢追利的人們。因為他們握著國家的權柄，而不為國家、人民的前途、利益著想，只想著怎樣維護舊制度。作者刻畫的這個人物形象入木三分，在我們改革開放30多年的進程中，隨時可以看到他的影子，或者叫他那不散的陰魂游走在神州大地，隨時在左右著某些冠冕堂皇的人的言行。

寧承忠為什么會這樣，豎看歷史就知道。他是移民的后代，其高祖母寧徙在“康熙年間閩西填川”來到榮昌后發展很好，世代都蒙受著皇恩浩蕩，農商結合，家世殷實，可是一場教案，其父被“法國傳教士阿瑟”打死，家里“辛苦開辦的興隆綢布莊的房子被強拆”，他17歲中舉，被朝廷重任為“夔關監督”，眼看著洋人的跋扈、洋貨的大肆進入，做出以上分析的種種言行就不難理解了。可是他卻忽視了一個根本的問題，此時的政局和祖輩經歷的時代完全不同了，官員貪腐成風，求新求變的潮流已不可逆轉了。

當一個王朝已貪腐成風、人民心中早已唾棄、只不過在高壓下不敢表達的時候，那些還在賣力地為這個行將滅亡的政府孝忠，努力干著違歷史潮流而動的言行的人，終有一天，必將成為這個坍塌的王朝的殉葬品。嚴格說來，不光是殉葬品，而是絆腳石。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中可以看到，行將傾覆的王朝中的愛國主義者也好、忠臣也好，都是阻擋歷史前進、違背人心的絆腳石。其實，寧承忠能夠無疾而終，在新的時代好好地活著，全靠了他的與時俱進的親友、小輩們成了他的庇護者、撫養者，否則，他不可能“無疾而終”，壽中正寢。當初，他的那些親友如果都如他那樣，也不可能有精彩的未來。雖知，對這一個個親友、小輩們當年選擇的道路，他都是嗤之以鼻、并竭力阻撓的。從這個意義上看，寧承忠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人物，一個自以為是捍衛國家利益，實則是閉關自守、因循守舊的典型代表的悲劇人物。他彈精竭慮的種種努力都沒有能擋住溯江而上的洋輪船以及源源不絕的洋貨、阻擋住重慶的開埠，更沒有阻擋住時代前進的步伐!

感謝王雨先生為我們塑造了這個形象豐滿、極具現實意義的人物，在我國眾多的文學人物畫廊中增加了不可多得的引人喟嘆的寧承忠!